读书的力量

“艰苦岁月”里的秘密世界

张树伟

康德在《论教育学》中谈到孩子的童年，他说：“那其实是最艰苦的岁月，因为那时候人大都处在训诫之下，很少有真正的朋友，更难有自由。”在康德看来，成年人对孩子童年的侵害在于无休止的、自以为是的训诫，并因此使其失去了合群的能力和自由的状态。

其实，成人并没有侵害孩子的意图，相反，他们抱着美好的想法去塑造孩子，但可怜的是成人已经忘却了自己童年的语言，无法和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交流。好在孩子们还有书，在和成人没有交流的世界里，他们从书中看到了很多我们成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从书中确立自己的价值，书中那些善良、调皮、常犯错误、天才般的人物让他们看到自己，孩子们并没有因成人的训诫而封闭和枯萎，他们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那里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希望和微小的梦想。

那些书滋润了孩子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有着完整、欢乐的秘密世界，这个世界让他们的精神得以自立，而成人则不曾意识到孩子们还有如此美好的空间，对于孩子的精神世界，自以为是的成人常常不屑一顾。正是那些优秀的图书成了孩子成长的扶手，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成人语重心长的规劝而是一本本优秀的书让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

记得少时读过有关地震云的科普文章，甚是着迷，常常望着天空寻找什么，那是我的秘密世界。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自由的空间，借着这样的空间，孩子们度过了充满训诫的“艰苦岁月”。

《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1日第6版

守望：对待儿童阅读的必要姿态

杨九诠

“守望”之于孩子的阅读，既是一条底线，需要我们牢牢坚守；又是一杆高标，需要我们孜孜追求。“守望”是“守”与“望”的度的融合，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智、温厚而优雅的风度和姿态。

守望，应该是家长对孩子阅读的基本态度。“守望”之“守”，是对自己的责任要求；“守望”之“望”，是给孩子的权利空间。作为家长，你必须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作为孩子，他们是“小主人”，是权利主体。孩子不可以读什么，你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构筑护堤，必要时“指手划脚”直接干预；孩子可以读什么，你只要做到心中有数，远处瞭望，尽可能、再尽可能地不要“指手画脚”。

“守”“望”分拆，只是方便表述罢了。“守”“望”是一体的两面，是一体的二用。一味的“望”，无边无界，像一句歌词唱的，“望呀望呀望呀也看不到边”，那就无所谓“守”了。一味的“守”，拴在裤带，贴身看护，那就无所谓“望”了。更多进入孩子阅读世界的家长，常常理所当然或情不自禁地迫近孩子：对“不可以读什么”，思想与心理的清规戒律甚繁，生怕一吹风就着凉，一小跑就摔伤；对“可以读什么”，少不得“临行密密缝”，一条龙、全方位，计划周密，不留空白。

前面讲的是“守望”何谓。那么，又该如何“守望”呢？在我看来，守望，是在宽缓的范围内，让孩子尽可能地随意而选，率意而读。

随意而选，需要家长们看似不经意的策略。通过这样的策略，给孩子充分的选择空间。孩子对手头可以选择到的书，可以从头读起，可以中间开花，可以随便翻翻。但孩子的阅读一旦与他的兴趣接上头，与他的幻想咬上耳，或者像火镰一样敲击出内心的火花，那可是了得！你的欣赏、鼓励、交流的“侧应策略”，会使孩子的阅读如风正帆悬，快意而行；即使是你“早些睡觉”“注意光线”的温和的劝说，都将使孩子的兴趣如水之遇石，激越奔腾。一本书、一期报刊，如果你觉得孩子应该读读，那你可以引出一个他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将书刊作为“你的人”，与他交谈、讨论。孩子真的感兴趣，一般会注意到某书某刊给你帮上忙这一事实的。然后，我建议你悄悄走开。是的，这样真的就够了。选择兴趣、选择能力，是由选择空间作前提的。购书也是如此，让孩子自己选购图书，需要我们宽容、等待，再宽容、再等待。你可以对他选得好的图书大加赞赏，但对你以为选得欠妥的最好给予明确的否定性的判断。好的赞赏，是对可能欠妥的不露痕迹、不伤自尊的暗示与引导。谁能知道呢？你以为欠妥的，可能是你始所未料的孩子的兴趣点、能力点、成长点呢！《庄子·齐物论》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碰上粮食欠收，养猴子的人对猴子说：“现在粮食不够了，必须节约点吃。每天早晨吃三颗橡子，晚上吃四颗，怎么样？”这群猴子听了非常生气，吵吵嚷嚷说：“太少了！怎么早晨吃的还没晚上多？”养猴子的人连忙说：“那么每天早晨吃四颗，晚上吃三颗，怎么样？”这群猴子听了都高兴起来，觉得早晨吃得比晚上多了，自己已经胜利了。这就是成语“朝三暮四”的出处。庄子的原意大概是嘲讽养猴人的狡猾与猴子的愚蠢。我却从中引得别解。“朝四暮三”，隐喻着选择权的行使和选择权的胜利。随意而选，就是对孩子阅读自主权益的承认与尊重。

率意而读，就是让孩子用自己的眼光读。家长和成人在对待儿童阅读上，常常犯“技痒式”的毛病，依照成人的经验和知识，非常自信地充当孩子的翻译，并时刻准备着去实施“斧正”。孩子阅读时的一颦一笑、一声感叹、一句评价，常常是“言不达意”的，很难真实准确地复现他们内心的情绪、意态、感觉和观点。或者可以这样说，孩子内心的情绪、意态、感觉和观点，尚在生成中，本来就处于游离状态。用皮亚杰的术语说，还没有较为明晰的“心理图式”来廓清、支撑、呈现这些情绪、意态、感觉和观点。所以，儿童教育专家告诫成人，不要自负地充当孩子的翻译。家长应该尽可能注意，不要追究孩子阅读反应的真实意义并将其清晰化、固定化。我们需要的是以“守望”的姿态，微笑地打量、欣赏地倾听，用意绪式的感叹语、散文语介入对话、交流和导引。用成人的世界去琢磨孩子的心智，是非常危险的，至少是得不偿失的。孩子的奇思妙想，常常被我们当作奇谈怪论，遭遇阻截和纠偏。这不仅容易湮灭孩子幻想、好奇的天性，也容易挫钝孩子思维的锐气，使孩子式的“深刻”抛锚、搁浅。我的孩子小学六年级读完了霍金的《时间简史》。他最真实的体验，恐怕就是“译者序”所说的，阅读霍金，懂不懂都是收获。这实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而又非常精微非常实在的体验。他甚至认为：“许多插图虽然都有它们的道理，但还是显得不够完善，有些似乎十分可笑。”你能深究他“十分可笑”的判断的“论点、论据、论证”吗，那他不成了物理学家了吗？他在作文中写道：“当宇宙学箭头正向时，宇宙会膨胀；如果反向了，宇宙将收缩。宇宙收缩会导致热力学时间箭头颠倒。这时，毁坏的大楼将会从废墟中立起，而人们会在衰老中诞生，在年轻时死亡——在衰老中诞生，在年轻时死亡。这个说法多么有趣啊！这时，我们不是可以回到从前吗？时光不是可以倒流吗？这又是多么神奇！那我将会去看看自己刚出生时的样子，去修改中国历史上悲惨的记录，带着现代时空的知识和智慧回到恐龙时代展开一场场灭亡大拯救……”我想，与其说获取了知识，还不如说这一知识给他的经验、想象、兴趣提供了起跳的平台和起爆的机会。《时间简史》，早先我购置一册，他简单翻过便丢在一边，后来给他读大学的堂兄拿走。一次在书店，他主动寻得。现在想来，堂兄拿走，也许就是他主动购书再主动阅读的极微妙而又极真实的动因呢！

作为“望”的配伍，“守”要宜粗不宜细，宜远不宜近。开句玩笑，“守”，要守在“战略”层面，不宜边边角角、旮旮旯旯。我想，作为家长，在提供孩子选择空间时，一方面不避卡通、游戏、电视，不避快餐式的“时文”、“图文”与“图像”；一方面要注重经典和具有一定经典品位的东西，注重美，注重情感的“纯度”。歌德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养成的。”一定量优秀作品的阅读，不仅是素养养成的“主料”，更是养成的行为、状态的自身，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苏东坡)。在幼儿的阅读中，应该多提供些成人文学难以具备的“清晰、明确、温和、美丽”(托尔斯泰)的优秀儿童文学。另外，还应注意与“阅读量”相辅相成的“阅读面”的问题。晓白、明亮、温馨为主，在此基础上，适度注意风格的多样性，注意内容视角的多维、精神营养的多元。内容与风格的多元多维，能够锻炼孩子对各类文本的接受能力，培养孩子阅读的心理容度和韧性，形成健康、健全的审美趣味。

电视，已经成为孩子的重要阅读方式。电视内容的商业化和消费化，已经引起学人们的高度警惕。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说：“电视节目和主持人都活在观众的遥控板中。”其实，阅读者貌似的“主动权”已经渐渐消解了自身的“主体性”。对遥控板嗜瘾的依赖，已经使阅读者成为遥控板的奴仆。不需要过滤、重构、涵泳、对话、追问、思辨，只消轻松地消费、消费、再消费。看得越多越“失明”，听得越多越“失语”。用罗大佑一首老歌的歌词讲：“彩色电视的世界越来越花哨，分辨黑白的人越来越少。”面对孩子，我们该怎么办？拒绝电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这一代包括之后的孩子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体验，都将受到电视的深刻影响。没有电视，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健全的。罗列出电视对孩子们成长的好处，应该也还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电视阅读领域，如何调整我们“守望”的尺度，建立适合电视时代的“守望”姿态，对家庭、学校、社会都是一项新的任务。我想，文字的拯救可能是一条必要的途径。文字阅读，不仅可以分割孩子电视阅读的时间；文字阅读的训练，还能够为孩子建立电视阅读的选择理性，消解孩子电视阅读的消费姿态，提升孩子电视阅读的质量。

“守望”之于孩子的阅读，既是一条底线，需要我们牢牢坚守；又是一杆高标，需要我们孜孜追求。“守望”是“守”与“望”的度的融合，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智、温厚而优雅的风度和姿态。

[附杨北溟同学初一时期的一篇读书笔记]

告别冬妮亚——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第一次告别冬妮亚，保尔与冬妮亚的感情是深厚的。分别时，保尔承诺以后做个电工，与冬妮亚一起过幸福的日子。踏上革命道路后，保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前线战事，后方管理，任何一件事他都积极去做，不甘落后于人。在敌人面前、在困难面前，他从不屈服，从不放弃，始终为他所向往的革命事业奋斗。保尔没有能完成他对冬妮亚的承诺。但冬妮亚从未忘记过保尔。当她知道保尔在前线受伤时她火速赶到医院。他们又见面了。

第二次告别冬妮亚则显得十分的无奈与悲伤。无奈与悲伤的并不是离别本身，而是“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很牢固的友谊逐渐地破裂了”，“冬妮亚卑鄙的个人主义渐渐使保尔难以容忍了”。从第一次告别到再见面，在思想上保尔已与冬妮亚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冬妮亚有许多属于个人的想法，而保尔早已决心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一个一心向着贫苦群众、一心为了崇高事业的人心里，是容不下冬妮亚的个人思想的。于是，保尔无奈而又悲伤地与冬妮亚分手了。

第二次告别冬妮亚，其实可以说是永远的告别。虽然日后他们偶遇过一次。但那时，他们的分歧已太深了，思想的差别更大了。人与人相聚了，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那一堵墙使他们无法再走到一起。书中保尔对冬妮亚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句老实话，现在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告别冬妮亚，是保尔人生的转折点。告别冬妮亚，使保尔无所牵挂，为党做出一个平凡之人所能做的一切，这平凡中体现出了崇高与伟大。可以这样说，告别冬妮亚的过程就是保尔成长的过程。保尔是个英雄，但并非天生的。他是在党和朱赫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与培养下，加上自身的长期努力、长期实践，锻炼成了一个具有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革命战士。他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并最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在烈士公墓前立下的誓言：我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我崇敬保尔。正如保尔自己所说：“我首先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回答啊！我崇敬那些崇高的人，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放弃一切。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比如毅力、勇敢、坚定，以及看准了目标就绝不回头的精神。在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有了这些，无论你从事的事业是否成功，你都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成功往往在于追求的过程，并不纯粹看结果。

但我也挺赞赏冬妮亚的。用作者的眼光来看冬妮亚，是只为自己着想、卑鄙无耻的。但在我看来则不然。从现代生活的角度看，冬妮亚是能被人们理解的。冬妮亚的个人幸福，是温暖的、浪漫的、美好的，至少是人之常情的。冬妮亚为了自己个人的幸福放弃了一些理想，她选择了属于个人的思想与生活，我觉得是可以的，并且不是什么可鄙的事情。我们生活中更多的人如冬妮亚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与行为方式，是普通的人。但他们也为追求自己个人的幸福而付出努力。他们像冬妮亚一样，活得实实在在。他们能过着幸福的生活不也很好吗？想想作为电工的保尔，与冬妮亚一起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该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田园画面啊？

保尔、冬妮亚都为谋求幸福而努力着。保尔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了巨大的个体牺牲。当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幸福的感觉。而冬妮亚，看到自己以及身边人都过着自己喜爱的生活、安居乐业时，心中也会洒满阳光。但诚然，能像保尔那样，献身于伟大的事业与广大的人民，更加崇高伟大。

告别冬妮亚，是一场壮丽的告别，保尔从此走向了成熟与伟大；但这场告别中，冬妮亚的侧影同样留给我美好而又令人叹惋的回望。

《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1日第5版

人文教育从经典导读出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郭齐勇

●与国外知名高校相比，我国人文与通识教育需要改进。●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需要想一些办法，按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程度，引导他们直接与本专业和相邻专业的经典相沟通。

郭齐勇，男，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兼职有：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著作有：《文化学概论》、《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诸子学志》、《郭齐勇自选集》、《儒学与儒学史新论》、《中国哲学史》等。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应哈佛大学的邀请，1998年1月至7月我曾到该校作访问学者，所见所闻使我受到很多触动与启发。之后，作为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我还考察过日本关西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国外高校。我发现，目前发达国家都将人文素质的培养作为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一些知名高校更是将导读东西方的古代经典，作为培育学生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国内通识教育与文科课程体系有许多亟待改进与提高之处。

哈佛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

哈佛大学的传统是重视通识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哈佛的理念是：最佳教育是开放式、创造性教育，它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有理想目标和洞察力，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主张理解、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学本科生必修8至10门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主要领域有：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考、科学与社会分析，并需修习英文写作、数理统计及外国语文。在“道德思考”领域，该校请不同的专家讲授与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伦理道德课程，让学生们选修一种。例如，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杜教授只上大课，并定期主持助教会。该校规定，每20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引导学生读书，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有的教授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还要发展文化人。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心灵积习。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还要培育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批评当下，指引未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

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

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对所有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语言，希腊、罗马的典籍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是科技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润于其中。

斯坦福大学明确以博雅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目标，该校要求学生们不局限于一个专业，要有广博的知识与修养，要“均匀”，即接触不同学科，同时了解不同文化的经典、观念与价值。该校规定学生在下列九个领域中选修十一门课(每一门至少3学分)：1.文化、观念及价值，2.世界文化，3.美国文化(以上为文化核心课程)；4.数理科学，5.自然科学，6.科技及应用科学(以上为科学核心课程)；7.文学及艺术，8.哲学、社会及宗教思想，9.社会及行为科学(以上为人文及社会科学核心课程)。以上每一领域中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经典导读，其课程名称为：荷马的《奥德赛》或《伊利亚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著作选或其《伦理学》、《政治学》，《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国思想家孔子著作选读或《论语》，中国道家哲学选读或老子的《道德经》，《孟子》选读，《庄子》选读，马丁·路德著作选，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密尔顿的《失落园》，蒙田散文选，但丁的《神曲》，摩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暴风雨》，牛顿著作选，达尔文著作选或《物种起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之起源》，韦伯的《新教伦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方法论》及《沉思录》，洛克的《政府二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兰经》，《艺术史》及《世界文明》等。

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该校大学生的毕业学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盖六个领域(人文类、外国语文类、数理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明研究类)的通识课程，名为共同核心课程，学生必修21门课，份量很重(以上有关斯坦福与芝加哥大学的情况，详见黄俊杰著：《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台湾通识教育学会，1999年版)。

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当着眼于吸引学生阅读经典

近年来，我国各大学都在推行通识教育。十多年前叫素质教育，现在已接受通识教育的说法。北京大学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等五个领域内开设系列课程，作为全校学生的素质教育通选课，同时鼓励学生选修不同院系的专业课程。复旦大学成立了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该校将全校课程分为综合教育、文理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三大板块，其中综合教育板块中有人文学与艺术、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三大组，其意图是促进跨学科交流和综合训练，方便低年级学生选修。

武汉大学为推行通识教育，在部分公共选修课中，挑选出更带有普遍性的51门为“通识教育指导选修课”，每门2学分。此外，还有约200门“通识教育任意选修课”，每门约2至3学分。学校规定大学生需修满不少于12学分的通识课程，在人文学、社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跨学科领域中，每个领域至少选修2个学分。获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类学位的学生，在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至少修满4个学分，获自然科学类学位，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类至少修满4个学分。学生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课程，不计入通识学分。跨领域的课程修习则均承认学分。最近学校还进一步开放，请老师们申报1个学分(18学时)的通识课程，便于校内外专家集中授课。现已开出90门此类课程。

武汉大学各院系学生可以自由地选修各院系主要面向本院系学生开设的必修、选修课，例如我的主讲课程即为哲学系开的必修课“中国哲学史”和为国学班开的必修课“四书”，每次都有十多位其他院系的学生选课或旁听。多年来武大推行主辅修或双学位制，有多种模式，有的利用双休日开课，有的“跟班走”，促进学生打破学科限制，善化知识结构，现在每年约十分之一的大学生(近700名)获得双学位。此外还办有跨学科的试验班，如国学、中西比较哲学、世界历史、人文科学、数理金融、数理经济、材料科学等。学校的人文氛围很浓厚，每年主办的各种人文讲座约350多场，讲者来自世界各地，吸引了众多学子。文科教育自身的课程设置也注意到增加原著经典的分量，例如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在教学模式上，力求直接采用原典原著。

我国人文与通识教育亟待改进之处：应将文化的经典导读作为核心，引导学生直接与本专业和相邻专业的经典相沟通

我国人文教育的成就斐然，但仍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通识课程和文科各专业教育的毛病是通论、概论、通史、专史之类的课程太多，东西方原著经典导读的课程太少。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具有深长久远的滋润作用，给人以创造性的和不断反刍的精神空间，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艺术、史诗或莎士比亚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那是一种规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同样的，各民族前现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伦理、历史等经典，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经典，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我们需要想一些办法，按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程度，引导他们直接与本专业和相邻专业的经典相沟通。这比读那些三次转手、四次转手的编著或拼凑的教材要意味深长得多。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能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我们习惯于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原创性与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

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人文教育面临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风的挑战与压力。由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片面地膨胀科技知识与过早地分科，使大学教育对象的东西方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之修养十分欠缺。我们目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弥补我们的学生从儿童、少年到青年理当受到的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的教育。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资源的发掘、传承、参与、创造、转化的工作尤显重要。中国大中小学生理应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起码的教育，例如修习《四书》及《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等。《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理当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饱含中华民族基本的价值理念与做人、做事的依据，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其中的仁爱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此外，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作为高考的附属物，似应有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目前大学生的必修课中，六或七门政治课共14或16学分，计算机基础与应用一门课6学分，以上课程的实际效果甚差(计算机只要会用就行了，学生们可无师自通)，建议砍掉一半，拿出10学分来，用来作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通识教育的课不是开得越多越好，在诸多通识课中，要形成一些以经典导读为内容的核心课程，建议学习《四书》等数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一种西方文化的经典并作为核心课程(绝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论等课程来代替)。傅斯年先生当台湾大学校长时，全校学生在大一时必修一个学期的《孟子》，一个学期的《史记》(选)，增强历史感，培育健全人格与浩然正气，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否则，光靠选修几门比较泛一点的概论课或听几场演讲，仍不能弥补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的缺憾。

我们要引导学生学得大智大慧，克服目光短浅、处事功利化、人格虚无化、精神平面化的弊病，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

《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18日第7版

捧起第一次的茉莉

——读泰戈尔《新月集》随记

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教研室　闫学

一次又一次地捧读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从来没有另一本诗集让我如此迷恋，如此百读不厌——在无数个喧嚣的白天，在无数个宁静的夜晚；在雨天的晦暗里，在暮色的苍茫中；在偶尔小憩的旅途上，在音乐流淌的小屋里；在很多渴望温暖和快乐的时刻，在很多浸满忧伤和寂寞的日子……一次又一次地捧读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

呵，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的茉莉花！

我仿佛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满捧着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的茉莉花的时候。

……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在节日宴会的晚上，我曾跟着说笑话的人大笑。

在灰暗的雨天的早晨，我吟哦过许多飘逸的诗篇。

我颈上戴过爱人手织的醉花的花圈，作为晚装。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了甜蜜的回忆。——《第一次的茉莉》

第一次捧在手里的茉莉，洁白，芬芳，带着清晨的露珠，恰如童年美好的岁月，恰如每一次读《新月集》的感觉。

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着这些诗句，在这些诗句里微笑，默然，快乐，感伤。

我愿做船夫

面前是一条横亘的河流。对一个孩子而言，他是那么渴望到河的对岸去。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雨过去了，一群一群的野鹜飞到那里去，茂盛的芦苇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在那里生蛋；竹鸡带着跳舞的尾巴，将它们细小的足印印在洁净的软泥上；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白花，邀月光在长草的波浪上浮游……他小小的心是那么热切地渴望这些画面，为此，他稚嫩的小脸上流露出一种可爱的坚定，他说——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对岸》

读着这样的诗句，任何浮躁、功利的心都会趋于宁静。在孩子的心里，河的对岸是一片如此新奇而美妙的世界，为了追寻这个世界，他甘愿做一个船夫，在此岸和彼岸之间自由地来往。他看重的是，当他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都要诧异地望着他———而这正是他作为船夫才能拥有的自豪和快乐。你能轻视这样的自豪和快乐吗？

“我要做这渡船的船夫”，这个声音是如此熟悉，如此亲切，以至于它跨越时空，飞到我们的耳边。小时候，做一个商店的售货员是我最大的愿望，而且一定不卖别的，专门卖糖果，卖点心。我这个馋丫头，常常穿着姐姐的衣服在离家不远的那家小卖部流连忘返，踮着脚眼巴巴地看着柜台里，我知道那些用花花绿绿的彩纸包着的是糖果，那些用土黄色油纸包着的是点心。顾客来了，那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售货员就在一个小台秤上称好分量，然后在油纸外面贴一张红纸，再用细草绳扎好，交给顾客。虽然我一次也没见过售货员吃柜台里的糖果和点心，但我却无端地坚决认为，售货员一定是拥有这样的特权——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取食那些诱人的东西。我唯一不明白的是，既然售货员可以随意吃那些好吃的东西，他为什么一直那么瘦？

今天读泰戈尔的诗，我仿佛再一次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回到了那一段无比单纯的岁月。泰戈尔笔下的那个孩子，对河的对岸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渴望做一个渡船的船夫，快乐地渡过来渡过去；而童年的我，则对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充满了渴望，立志要做一个商店的售货员，好享有那份想象中的人人羡慕的特权。而不论是船夫还是售货员，仔细想来，归根结底都是缘于那份对一切未知世界的新奇和幸福生活的向往。

多年之后，我告别了家乡，几经辗转，在举目无亲的都市里安了家。夜晚走在流光溢彩的街道上，我看上去和一般的都市人没什么两样。但总是在不经意间，我忽然会想，那个曾经梦想做一个售货员的孩子就是我吗？为什么想来总是深切的怀念？渐渐地，我终于明白，我怀念的不是那种苦涩的生活，而是那段曾经把一块糖果作为梦想的岁月本身。也许正是这段童年的岁月，使我选择了不断地行走？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教育、教学已经成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条路上，我不停地行走，甚至奔跑，奔向未知的领域，奔向一切令我感到新奇、令我充满向往的地方。

事实上，对未知世界的新奇，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每一个孩子，乃至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渴望。泰戈尔在《水手》、《流放的地方》等诗歌中，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渴望：

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

我们将经过特浦尼浅滩，把特潘塔沙漠抛落在我们的后边。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天色快黑了，我将告诉你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我将越过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水手》

仅仅一天的工夫，渴望做水手的孩子就已经越过了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而那最迷人、最新奇的风景就在这想象中的旅途上。在孩子的心里，做一个水手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职业了。

记得我教过的孩子们曾经围着我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有的想当作家，有的想当演员，有的想做一个守护果园的农人，有的想做一个在街上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我相信，每一个教师都曾经听到过类似的话，有过这样的体验。请珍视这种体验。在那一双双闪亮的、含笑的眼睛里，你将会看到在成年人的眼睛里很少见的东西：新奇、渴望、追求、快乐、向往……

最后的买卖

如果说泰戈尔的《对岸》表现了孩子对一切未知世界的新奇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那么《职业》、《最后的买卖》、《榕树》等诗歌则更多地表现了孩子对自由的渴望：

早晨，钟敲十下的时候，我沿着我们的小巷到学校去。

每天我都遇见那个小贩，他叫道：

“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

我愿意我是一个小贩，在街上过日子，叫着“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职业》

读着这样的诗歌，我们不得不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无限羡慕那个小贩，愿意做一个小贩，就因为“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而这，恰恰是孩子所没有的自由。他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规定和“必须”：必须按时上学，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必须按时做功课，必须按时吃饭、睡觉……一句话，小贩的生活太自由啦！

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又何尝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呢？我经常在周末或放学后看到很多孩子被家长送进各种兴趣班学习，有不少孩子的业余时间完全是在这种兴趣班里度过的，几乎完全丧失了自由玩耍的快乐和幸福。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与小伙伴一起玩泥巴、逮螃蟹的情景，一个个都是小花脸，浑身上下都是水，为了不至于挨骂，每次都在河边把衣服晒干了才回家。我们不学奥数，不学古筝，不学拉丁舞，不学画国画。可想想那时的日子，除了快乐还是快乐！——如果学习不能给孩子带来快乐，那么学习的目的何在？我们可否带着孩子去满头大汗地爬山，去观察一朵雪花的形状，去树林中捡拾一枚彩色的落叶？或者，就只是在小溪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曾几何时，对孩子来说，这些都成了一种奢望？

泰戈尔笔下的孩子在一家门口，看见一个园丁在那里掘地：

他用他的锄子，要怎么掘，便怎么掘，他被尘土污了衣裳，如果他被太阳晒黑了或者身上被打湿了，都没有人骂他。

我愿意我是一个园丁，在花园里掘地，谁也不来阻止我。——《职业》

要怎么掘，便怎么掘，谁也不来骂他，谁也不来阻止他，这是身心的自由和解放所带来的最大的快乐。

——曾几何时，对孩子来说，这种快乐变得遥不可及？

在泰戈尔的心中，自由的价值始终高于一切。在《最后的买卖》一诗中，诗人拒绝了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直到遇到了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才做成了“最后的买卖”：

太阳照耀在沙地上，海波任性的浪花四溅。

一个小孩坐在那里玩贝壳。他抬起头来，好像不认识我似的，说道，“我雇你不用什么东西。”

从此以后，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使我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最后的买卖》

我不能不为这样的诗歌所动容。“我雇你不用什么东西”，而小孩能够给予的却是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正是“自由”促成了这笔最后的买卖。

但愿这“最后的买卖”能够给我们的教师和家长带来启发，给孩子一点自由，给孩子的身体松绑，给孩子的心灵放假。

你可以惩戒

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犯错的孩子，泰戈尔在《责备》、《审判官》等诗歌中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你想说他什么尽管说罢，但是我知道我孩子的短处。

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小小的孩子。

你如果把他的好处与坏处两两相权一下，恐怕你就会知道他是如何的可爱的罢？

当我必须责罚他的时候，他更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当我使他眼泪流出时，我的心也和他同哭了。

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去责罚他，因为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人。——《审判官》

一个母亲面对孩子即将面临的指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她向别人宣布：“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去责罚他，因为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人。”这里包含着至少五种逻辑上的引申和推论：只有热爱他，你才可以惩罚他；如果你热爱他，你就可以惩罚他；如果你不热爱他，你就不可以惩罚他；因为你热爱他，所以你才可以惩罚他；因为你不热爱他，所以你就不能惩罚他……

那么，当我们想要惩戒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你爱他(她)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常识：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需要被惩戒的时候，只不过“犯错”程度不一，惩戒的力度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基本前提，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教育教学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惩戒的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惩戒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对方变得“更好”。对于学生来说，我们在他身上实施的一切教育教学行为也应该服务于这个目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为了服务于这个目的，作为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教师，是有权力对犯错的学生实施惩戒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是教育教学最基本的规律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和规律，竟然有人提出了异议。这也是我不得不转了好大一圈进行论证的原因。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了某地一所民办学校明文规定：教师一律不准批评学生，否则将对教师进行处理云云。看到这样的规定，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时又感到异常悲哀。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了？民办学校为争取生源，为争取家长的信任，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也不能成为不顾教育的基本规律而不准惩戒学生的理由。这里也同样可以得出几种逻辑上的引申和推论：剥夺了教师惩戒的权力，就是剥夺了教师爱生的责任；教师爱着学生却不能对犯错的学生实施惩戒，实际上爱生就成了一句空话；教师不能对犯错的学生实施惩戒，学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不断成长、不断完善自己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教育教学质量？久而久之，争取生源，争取家长的信任，都将最终化为泡影。

很显然，我们陷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当我使他眼泪流出时，我的心也和他同哭了。”泰戈尔笔下的这种惩戒，是基于爱的前提。而在爱的前提下，“同哭”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必然；在爱的前提下，教育、教师就拥有了惩戒的权力——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人！我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思索、回味，流连忘返。一次又一次地捧读泰戈尔的诗歌，一次又一次地听见诗人的赞美和吟哦——我喜爱那日光，那天空，那绿色的大地；我听见那河水淙淙的流声，在黑漆的午夜里传过来；秋天的夕阳，在荒原上大路转角处迎我，如新妇揭起她的面纱迎接她的爱人。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第一次的茉莉》

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多年之后，依然静静地绽放在心底，花瓣上还留着童年的甜蜜与芬芳，吸引我一再地打开这本诗集——泰戈尔的《新月集》。(注：文中诗歌均采用了郑振铎先生的译本)

《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18日第5版

信息化教学模式的现实与走向

葛都

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潮流，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革新已呈现出不可逆挡之势。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化教学模式更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信息化教学模式其理论上的纷繁复杂、无体系性，实践上的生搬硬套、无规律性已经成为信息化教育界的共识。理论与实践上的缺失呼唤着一种全面反映信息化教学模式的论著的出现。《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建构与实践例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一书的应运而生，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信息化教学模式，体验教学模式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全新感受。

《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建构与实践例说》一书作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祝智庭教授主编的“信息化教育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中重要的一本。该书是关于信息化教育的专业性论著，是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一大创新成果。该书作者钟志贤教授作为信息化教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经过五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探索，创造出了这一关于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权威性论著。全书以信息化时代为背景，以信息技术为重心，以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信息化教学模式这一新型教学方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该书无论是对信息化教育理论研究者还是对信息化教学实践操作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观全书，笔者以为，该书最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建构上的系统性、实践例说上的深刻性、著述风格上的灵活性三个方面。

首先，理论建构上的系统性。系统性是该书在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建构上的独到之处。“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概念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看似比较容易理解，其中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概念我们更是耳熟能详。然而，该书的作者并不满足于对概念的简单解释，而是立足于从宏观上把握信息化教学模式，并对之进行系统的阐述，构建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整体理论框架。

该书上篇主要基于理论层面对信息化教学模式进行诠释，着重探讨了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概念理解、三大支柱(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学习工具的信息技术)、建构宗旨(促进学习者高阶能力发展、支持学习者高阶学习)、类型与价值判断、建构取向等内容。这是对信息化教学模式进行的系统性的论述，是关于信息化理论的集中概括和梳理，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信息化教学模式大有裨益。它摆脱了传统的关于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阐述上的片面性和无体系性，让我们在系统的宏观背景中理解信息化教学模式，从而全面掌握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新型内涵。

其次，实践例说上的深刻性。深刻性是该书在实践例说上的主线。信息化教学模式类型很多，针对各种不同的教学情境和教学对象，我们必须运用不同的信息化教学模式。该书作者首先在大量实践操作的基础上，挑选出了十种具有代表性的、经常被运用的教学模式，即基于资源的主题教学模式、基于项目的教学模式、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WebQuest教学模式、基于网络协作学习的教学模式、基于案例学习的教学模式、情境化教学模式、基于概念地图的教学模式、基于电子学档的教学模式、基于多元智能的个性化教学模式。作者在论述每种具体的教学模式时，既注重理论上的引领，又重视具体的操作过程，特别是注重对学生自主性、探究性、协作性和反思性能力的培养，从而彰显出实践例说上的深刻性。

该书的重要特色还表现在对每种具体教学模式适用情境的把握上，在具体阐述信息化教学模式时，作者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进行了不同的设计，以便于读者进行实践上的具体操作。可以说该书是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的操作“宝典”。根据教学内容、资源配置、学生个体差异的不同，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从中选择适合的教学模式。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实践指导书，该书将理论引领与实践指导相结合，对每种教学模式都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让教师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从而更加深刻地领会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意义，为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著述风格上的灵活性。灵活性是该书著述风格上的创新突破。传统的理论著作存在的最普遍的问题是语言上的晦涩、风格上的呆板、形式上的单一，这些问题常常引起读者的反感。作者在写作时很大程度上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苦恼，甚至有的人认为“高深”的理论在表现形式上也应该让读者感觉高深莫测，这样才能显示出“大师”的水平，而读者通常很难理会甚至要经过冥思苦想才能体会到作者的意思。针对这一点，该书作者对传统的著述风格进行了创新，弥补了传统理论著作著述风格上的不足。在著述的过程中，既有图表的直观体现，又有案例的具体支持；既有概念上的明晰界定，又有模式上的具体设计，可谓是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灵活巧妙。

全书无论是在理论建构上还是在实践例说上都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和案例进行论证和分析，使本来抽象的信息化教育变得形象、直观，使读者一目了然，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直观形象地理解各种教学模式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本书的结构清晰、案例贴切，而且在每章开始都以一位名人的话语作为引子，既能突出每章的写作重点，又能让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体会信息化教学模式。

《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建构与实践例说》一书不仅为变革传统教学模式提供了理念和实践上的指导，也为推动新型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它对于解决当前基础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信息化教学技术操作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对于进一步探究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建构与运作提供了指导，对于有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方式变革，以及推进新课程改革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信息化进程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该书是对信息化教育领域的一大贡献，是一本难得的佳作。(《信息化教学模式——理论建构与实践例说》，钟志贤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25日第8版

《家庭教育》：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著者既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我愿读此书者亦务须用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肠去领会此书之意义。

(《家庭教育》自1925年出版以来，先后再版十余次，是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陈鹤琴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本文作者陶行知，原题为《评陈著之〈家庭教育〉——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原载1925年12月11日《新教育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此书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之一，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全书分12章，立家庭教育原则101条。前两章述儿童心理及普通教导法，为提纲挈领之讨论；后10章都是拿具体的事实来解释各项建议之含义。在这书里，小孩子从醒到睡，从笑到哭，从吃到撒，从健康到生病，从待人到接物的种种问题，都得了很充分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负家庭教育责任的，都有很具体的指导。

书中取材的来源不一，但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陈先生的儿子一鸣。著者在《自序》中曾声明各项材料之来源，但未指明一鸣就是这本书之中心人物。倘使我们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它一遍，就觉得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多条举例当中，在一鸣那儿来的，就占了73条之多，其余的事实只可算为陪客。陈先生得了这个实验的中心，于是可以把别人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印证，自己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归纳。据他自己所说，我们晓得《佛戴之教育》(TheEducationofKarlWitte)(编者注：现多译为《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对于他研究家庭教育这个问题是很有影响的。佛戴小时通五国方言，9岁进大学，14岁得哲学博士，16岁得法律博士并任柏林大学教授，都是他的父亲大佛戴的教育理想之实现。一鸣就是陈先生的佛戴，《家庭教育》一书就当作《一鸣之教育》看也是可以的。

郑宗海氏的《序》文上说：“我阅过之后，但觉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这种称赞并不过分。我现在要举一两个例来证明陈先生的艺术化的家庭教育。当他讨论游戏式的教育法时，他举了下面一个例：

今天(1924年4月18日